徐本禹：我的选择依然无悔

　　2009年11月19日上午，江城武汉阳光明媚。徐本禹快步走入湖北团省委的机关大楼，腋下夹着一份薄薄的简报，报头写着“华中农大贵州支教团简报”，红色的字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份简报蕴含了太多的故事。6年前，徐本禹刚考上研究生，即决定赴贵州支教。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也由此打开了一扇爱心的大门。“从我开始，华中农大每年都会组织一支精干的支教团去贵州支教，爱心的火炬也就一次次接力下来延续至今。我想，这扇爱心的大门永不会关闭。”徐本禹说。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在志愿者里面你算个“老兵”了，当初的动力是什么？
　　徐本禹（以下简称徐）：1999年我考入华中农业大学。记得那一年的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他，看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他们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对我说：“天冷了，别冻着。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后来，我经常去学校草地上义务捡垃圾，到学校收发室把写给我院学生的、没有写信箱的信收集起来，义务发放到所在的班级。同学们都笑着对我说：“谢谢你啊！”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快乐！就这样，我爱上了志愿服务，并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了现在。
　　青：做志愿者那么多年了，有没有疲惫过，焦虑过，迷惘过？
　　徐：是啊，也疲惫过，也迷惘过。特别是我结束贵州支教返回学校读研究生期间，因为平时学习的任务比较多，大部分时间花在助学上，学习的时间就少了，压力很大。当时有放弃的想法，可是第二天，一觉醒来，还会继续，我想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我从没有后悔，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可能两全其美。
　　青：你感觉长期做志愿者的最大难题和挑战是什么？
　　徐：这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中国志愿服务的整体参与度很低，属于起步阶段，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在国内长期做志愿者，很多时候都涉及到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关系问题。做志愿者贵在坚持，而我国的志愿者却大多是兼职，这是最主要的难题与挑战。
　　青：说说你现在的工作吧，有什么能与大家分享的故事？
　　徐：我目前在湖北团省委志愿者中心工作，工作和爱好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没想到的。在团省委志愿者中心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前些天，我又一次去贵州大水支教点。临行前两天，学校的一些学生得知我要去贵州，让我给贵州的志愿者和孩子们带点东西过去。他们通过义卖捐助了300多副手套，还有一箱火腿肠。“现在，贵州的天气很冷，把这些手套捐给本禹希望小学的学生；火腿肠送给支教团的志愿者们，用来改善生活。”他们对我说。红杜鹃爱心社的志愿者们把他们暑假去贵州支教时给学生和老师拍的照片洗了200多张，让我带到山里；还有他们给学生买的一些物品。其实爱心就在这点点滴滴当中，也正是这些感动催促着我不断前行。借着你们的杂志，我也呼吁更多人关注、支持志愿活动。

　　周倍良：“大学生”与“村官”的和谐变奏
　　2006年5月，即将从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周倍良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周围同学纷纷选择去外企、律师事务所时，他毅然放弃多家单位的高薪聘请，选择到京郊农村担任一名大学生村官。低矮的平房、尘土飞扬的道路、乡土气息浓厚的村干部、东家长西家短的琐碎工作……让他真实感受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他没有退缩：既然来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三年的村官生涯，周倍良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实事，成为了让村民们信赖的“农民律师”，2008年10月，他被评选为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有成千上万名“大学生村官”和周倍良一样，把自己的青春和基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飞快地成长。（《中华儿女•青联刊》2008年第5期）

　　洪战辉：改变自己　改变人生
　　在家庭屡遭变故的情况下，洪克战辉克服种种困难，自立自强，一边靠做小生意、打零工读完高中和大学，一边照顾病中的父亲，并把父亲“捡来”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手抚养长大。他立志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拒绝一切对他个人的捐助，还用无法退回的捐款和出书获得的版税，设立了“洪战辉教育助学责任基金”，资助其他的贫困学子。
　　“青少年生命教育爱心大使”、“2005感动中国人物”、“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当荣誉纷至沓来之时，洪战辉清醒地告诉大家：“我想告诉那些处于贫困中、挣扎中的人们，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要怨天尤人，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去改变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你自己。”（《中华儿女•青联刊》创刊号）